Author: haoyin

  • study is what you do with other people

    Study

    Fred Moten | Stefano Harney

    Quoted from The Undercommons

    When I think about the way we use the term ‘study,’ I think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idea that study is what you do with other people. It’s talking and walking around with other people, working, dancing, suffering, some irreducible convergence of all three, held under the name of speculative practice. The notion of a rehearsal – being in a kind of workshop, playing in a band, in a jam session, or old men sitting on a porch, or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in a factory – there are these various modes of activity. The point of calling it ‘study’ is to mark that the incessant and irreversible intellectuality of these activities is already present. These activities aren’t ennobled by the fact that we now say, “oh, if you did these things in a certain way, you could be said to be have been studying.” To do these things is to be involved in a kind of common intellectual practice. What’s important is to recognize that that has been the case – because that recognition allows you to access a whole, varied, alternative history of thought.

    Study is already going on, including when you walk into a classroom and before you think  you start a class, by the way. This is equally the case with planning. Think of the way we use ‘policy,’ as something like thinking for others, both because you think others can’t think and also because you somehow think that you can think, which is the other part of thinking tha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someone else – thinking that you’ve fixed yourself somehow, and therefore that gives you the right to say someone else needs fixing. 

    Planning is the opposite of that, it’s to say, “look, it’s not that people aren’t thinking for themselves, acting for themselves together in concert in these different ways. It just appears that way for you because you’ve corrected yourself in this particular way in which they will always look wrong for you and where therefore you try to deploy policy against them.” 

    The very deployment of policy is the biggest symptom that there’s something you’re not getting in thinking that you need to do that – and it seems to me, really, the same with study. I think it’s also fine for people not to use it or to find something else. But, equally, I think that the point about study is that intellectual life is already at work around us. When I think of study, I’m as likely to think about nurses in the smoking room as I am about the university. I mean it really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university to me, other than that, as Laura Harris says, the university is this incredible gathering of re- sources. So, when you’re thinking, it’s nice to have books.

    学习 Study

    by Fred Moten | Stefano Harney

    潜共体(undercommons)

    当我思考我们使用“学习”一词的方式时,我认为我们秉持着这样一种理念:学习就是与他人共同进行的活动。学习是与他人交谈、漫步,工作、跳舞、受苦,是这三者不可分割的融合,并以思辨实践(speculative practice)的名义进行。排练(rehearsal)的概念——在某种工作坊中,在乐队中演奏,在即兴演奏会和舞酱中,或与坐在门廊上的老人共处,或与在工厂里的人们一起工作——其中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模式。称之为“学习”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这些活动本身持续不断且不可逆转的智性(intellectuality)已经存在。这些活动并不会因为我们现在说“哦,如果你以某种方式做了这些事情,你就可以被称为在学习”而变得更加高尚。做这些事情就是参与一种共同的智性实践。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这种认识能让你接触到一部完整、多样、另类的思想史。

    学习一直在进行,包括你走进教室,甚至在你以为要开始上课之前。规划也是如此。想想我们运用“政策(policy)”的方式,就像替别人思考一样,既因为你认为别人不会思考,也因为你以某种方式认为自己可以思考,你认为别人有问题,换另一种说法——你认为你已经以某种方式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因此你有权说别人需要改进。规划与此相反,它说:“你看,并不是人们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以不同的方式协同行动。一切之所以看起来如此,只是因为你用某种特定的方式纠正了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认为别人总是错误的,因此你试图用政策去限制别人。”政策的部署本身就是最大的症状,表明你在思考时忽略了某些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你需要学习的东西。我认为人们不用学习或者去寻找其他学习方式也是可以的。但同样地,我认为学习的意义在于,智性的知识生活已经在我们周围运作。当我想到学习时,我很可能想到吸烟室里的护士,就像想到大学一样。我的意思是,在我看来,学习与大学真的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劳拉·哈里斯(Laura Harris )所说的,大学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源聚集地。所以,当你思考的时候,有书是很好的。

  • 七十年代的史蒂夫帕克斯顿 -大联盟和接触即兴

    七十年代的史蒂夫帕克斯顿 -大联盟和接触即兴

    在2024年的第三期题为《史蒂夫帕克斯顿60年代的舞蹈》刊物中,我梳理了60年代史蒂夫帕克斯顿的舞蹈作品,以及同一时期美国纽约贾德森舞蹈剧场(Judson Dance Theater)的发展,通过这些早期作品我们可以一窥在接触即兴诞生前十多年间,史蒂夫帕克斯顿的个人兴趣,及他所处的社会和艺术大环境。约翰凯奇和莫斯肯宁安从东方思想中借鉴的“偶然随机”方法,并通过罗伯特顿恩课堂上大胆而实验性的进一步实践,对舞蹈可以是什么进行了彻底地思索,总结这一段时间的关键词,主题包括了对日常运动的兴趣(比如史蒂夫研究路人运动中的步行),激进并置与反叙事,对自然和科技的反思,玛格里特式的超现实主义,与反战反权威历史背景有关的政治性议题等。

    在描述接触即兴的历史时,我更倾向于将它看作在一个历史脉络和环境中的非线性多点式发展,而非有明确定义的,由特定人在特定时间点“发明”的特定具体技术。回顾贾德森舞蹈剧场和大联盟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事情,正如同时期音乐家飞利浦格拉斯曾说过,有时人们会问:“谁发明了这种新语言?”,仿佛它是由一个人发明的。当然,它并非由一个人发明;它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试图将这一历史时刻与某个人或身份联系起来(“这个人发明了这种语言”),无异于给它蒙上一层虚假的色彩。这并不能真实地描述它。

    这一期刊物是60年代的继续,我把时间点放入了70年代,我们主要关注即兴舞蹈团体“大联盟(Grand Union)的历史,大联盟活跃于1970年到1976年的六年间,而接触即兴于1972年产生于这段历史之中(第一次呈现于欧柏林学院1972年1月的大联盟驻地期间)。大联盟的成员大都来自60年代贾德森舞蹈剧场,大多成员都彼此熟知,并参与到了伊冯娜·雷纳(Yvonne Rainer)发起的舞团项目“持续项目——每日改变”(Continuous Project—Altered Daily),简称CP-AD。该项目于1969年3月首次在纽约普拉特艺术学院(Pratt Institute)展出,并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不断修改和扩展。1970年3月在惠特尼博物馆的展览,有时被称为首演,但实际上是项目在发展过程中的“最新版本”。雷纳的作品基于雕塑家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1969年在纽约Castelli画廊展示的同名作品,该作品由一堆泥土和一些包括电线、金属片、草和绳子等物品组成的装置,莫里斯每天都会重新排列这些物品。雷纳的想法是,她的舞蹈也会随着呈现而发生类似的蜕变。雷纳在这个项目中感兴趣的是如何将创作过程与最终展示结合起来,并模糊排练和表演之间的界限,使它们几乎难以区分。在雷纳的早期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接触即兴的种子,你可以在我选译的Sally Banes的关于大联盟的文章中读到。

    1970年起,伊冯娜·雷纳不愿意担任领导的角色,而团队也不愿意排演其成员的作品,但他们还是想要以集体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表演,这一现实促发了大联盟的工作方式,没有排练,完全基于即兴。大联盟的长期成员包括崔莎·布朗、史蒂夫·帕克斯顿、大卫·戈登、道格拉斯·邓恩、芭芭拉·迪利(当时姓劳埃德)和南希·刘易斯(当时姓格林),每一个成员作为个体,他们各自都是才华横溢的舞蹈艺术家,拥有鲜明的舞台个性和独特的舞姿。

    大联盟的表演以即兴创作为基础,打破了所有关于舞蹈的审美预期,在最近阅读Wendy Perron撰写的《大联盟》一书的过程中,我感到现场可以出现的诸多状态,可以包括杂乱无章,冗长啰嗦,技艺精湛,极其无聊等各种情境;在团队于沃克艺术中心的演出中,报纸评论说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观众人数稳步下降。我在思考,为什么普通的主流舞蹈观众从未真正接受贾德森关于运动和呈现的后现代主义理念,尤其是任何运动,包括日常运动,都可以是舞蹈这一激进的观念。如果一切都是或都可以是舞蹈,那么是什么让它成为艺术?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究竟为什么人们要特别关注它?

    大联盟延续了贾德森舞蹈剧场发展的舞蹈观念,打破舞蹈可以是什么的固有概念,对舞者和非舞者一视同仁,摒弃了叙事线、炫技动作以及资产阶级对享乐、消费和娱乐的理解。同时也是一个以扁平去中心化的团体共创实验室,这一点奠定了接触即兴社群式发展的基础。关于个人主义,主观性,集体的政治意识也是70年代美国的社会主题,正如我们在上一期关于贾德森舞蹈剧场的刊物中看到的那样,60年代越南战争对艺术圈的影响,政治动荡导致了一系列的大事件,约翰·F·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遇刺身亡;马尔科姆·X于1965年遇刺身亡;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于1968年遇刺身亡。与此同时,越南战争仍在继续(直至1975年才结束);美国印第安人运动(American Indian Movement)于196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成立。在不同的地方,学生、年轻人和左翼激进分子纷纷走上街头。这些历史的动荡体现在每一个贾德森舞蹈剧场艺术家的创作中,关于权利,公民社会,集体政治的讨论,作品如何与社会政治和基于身份的运动联系起来,这些话题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大联盟带给接触即兴关于集体和社群的概念让我想起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著作。他也是近年来在接触即兴社群中常常被提到的一位哲学家,在其著作《单数复数存在》(Being Singular Plural)中,南希将“单数复数存在”定义为一种尝试,旨在以一种取代或去中心化个体化主体的方式重新构想社群和社会。正如他所描述的多元性概念,个体化的“我”并非先于或超越“我们”。相反,存在状态必然意味着“共在”。南希对存在的本体论阐释旨在将个体化想象为当代归属感的一种条件,一种构建我们如何跨越地缘政治、经济、民族、语言、种族、阶级和性别主体性共存的手段。这种观点提供了重新构想我们的政治格局及其所催生的文化劳动的方式,从而超越代议制民主和资本主义消费的局限。 “单数复数存在”试图想象身处社群的意义,以及集体的意义。然而,对南希而言,这种社群或集体的概念所唤起的并非舒适,而是“感染力,在……混乱……暴力关联带来的扰动中彼此共存的接触”。因此,“单数复数存在”是一种关系体验,蕴含着与他人共存的能力,一种在其所有接触命题中存在的共存。

    我们可以在史蒂夫帕克斯顿关于大联盟的一文中看到大联盟的政治潜力对他的影响。1972年1月,在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大联盟”(Grand Union)驻场演出期间,史蒂夫·帕克斯顿(Steve Paxton)为11名男学生创作了一件作品。在作品中,他们连续10分钟互相用身体投掷、接住、甩动、碰撞、摔倒。然后,他们静止站立了几分钟。这支舞蹈被称为《镁元素》(Magnesium)。该表演的视频片段可以在同名记录短片《Magnesium》(1972年,时长9分33秒)中看到。

    同年6月,在Change, Inc.(由艺术家Robert Rauschenberg发起)的资助下,史蒂夫召集了17位“我在近一两年教学中遇到的最优秀的运动员”,男女皆有,共同探索在《镁元素》中首次展现的运动沟通原则及其发展潜力。第一周用于排练。第二周,在纽约韦伯画廊(John Weber Gallery )公开展出了创作过程,每天5小时。这次演出更像是一个装置作品,而非传统的舞蹈演出,公开展示和排练一样,只是邀请了观众来观看,可以随时来,随时走,这场活动被称为“接触即兴”。参与者包括 Laura Chapmen、Steve Christiansen(视频拍摄)、Barbara Dilley、Leon Felder、Mary Fulkerson、Danny Lepkoff、Nita Little、Alice Lusterman、Curt Siddall、Nancy Stark Smith、Nancy Topf 和 David Woodberry等人。韦伯画廊的演出素材后来在1979年剪辑成了纪录短片《Chute》(时长9分36秒),并由史蒂夫帕克斯顿进行注解,文本你可以在本期杂志中读到,是理解当时探索的主题的一份很好的诠释。

    1973年初,史蒂夫·帕克斯顿、Curt Siddall、Nancy Stark Smith 、Nita Little和Karen Radler在西海岸进行了巡演,并以《你来,我们给你看我们做什么》(You Come. We’ll Show You What We Do)为名,在加州Fireside Theater表演并主持接触即兴工作坊。演出氛围依然轻松随意:没有音乐、没有特殊灯光或服装,观众围坐在圆形座位上,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穿插其中。此次演出视频后来在1975年剪辑成影片《Peripheral Vision》(时长21分钟5秒),包括了史蒂夫帕克斯顿和南希·斯塔克·史密斯在两年后观看视频记录的舞蹈的评论。

    1973年6月,史蒂夫首次带领一个团体前往欧洲,在罗马的L’Attico画廊表演《接触即兴》,参与者包括Mary Fulkerson,David Woodberry,Danny Lepkoff,Margot Basset,Annette La Roque,Nancy Stark Smith,随团摄像师Steve Christiansen在此次演出中拍摄的视频素材后被剪辑成为短片《Soft Pallet》(时长17分钟53秒)。

    1974年,妮塔、科特和南希在旧金山湾区教授这种舞蹈形式,为这项运动的扩展搭建了平台。1975年,史蒂夫·帕克斯顿加入他们,成立了第一家正式的接触即兴舞团“ReUnion”,每年聚会一次,在西海岸巡演,举办演出和课程。这个团体进行了三年,一直到1978年。关于接触即兴舞发展的持续对话很快吸引了数百名个人和团体的参与。《接触通讯》(Contatct Newsletter)由“ReUnion”于1975年创办,由南希·斯塔克·史密斯编辑和制作,最早是通过手写,然后复印,旨在促进各地接触即兴舞教师、表演者和实践者之间的交流。

    这份后来在1976年更名为《接触季刊》(Contact Quarterly)的杂志后来成为整个接触即兴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我在这份刊物中整理了从《接触通讯》到《接触季刊》在70年代最早的几年间,史蒂夫帕克斯顿所撰写的文章,我们可以观察到,其主题涵盖了早期接触即兴的一些兴趣点,包括Mary Fullkerson的解剖学释放技术(Anatomical Release Technique)》,合气道,小舞蹈,以及史蒂夫对舞蹈教育的思索。

    从1977年开始,史蒂夫帕克斯顿的创作开始导向合作,1977年与音乐家David Moss合作表演,1978年开始与舞者Lisa Nelson表演《PA RT》(关于该作品的深入探讨可以参阅该杂志第五期的Lisa Nelson专题)。

    1978年由史蒂夫帕克斯顿,Daniel Lepkoff,Lisa Nelson,Nancy Stark Smith,Christina Svane等人创立了非营利组织Contact Collaborations, Inc. ,旨在统筹期刊、书籍、会议,视频和记录片的出版。早期视频记录下的舞蹈片段得以编辑出版,被更广的受众看到,影响接触即兴最早的一些材料也得以编辑成为出版物,包括Bonnie Bainbridge Cohen的身心平衡术(Body-Mind Centering),Nancy Topf的Topf技术,解剖学释放技术(Anatomical Release Technique),意动术(Ideokinesis)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接触即兴的发展和教学方向,并启发着一场关于身体的革命。

    在七十年代的美国之外,接触即兴也很快传播到了欧洲,除了最早在1973年在意大利罗马的演出之外,接触即兴也在英国和法国开始扎根。作为韦伯画廊演出参与者之一的玛丽·富尔克森(Mary Fulkerson)所发起的解剖学释放技术不仅仅影响了史蒂夫·帕克斯顿的教学,她从1973年起执教的英国达廷顿学院从70年代初期就开始邀请史蒂夫帕克斯顿来分享他在后现代舞蹈和接触即兴创作方面的专业知识。达廷顿学院曾接待过鲁道夫·拉班(Rudolf Laban)和库尔特·约斯(Kurt Jooss)等舞蹈先驱,成为在英国传播这些舞蹈新理念的重要场所。在从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的访问期间,帕克斯顿的接触即兴被介绍给学生和教师,影响了英国和欧洲的实验舞蹈界。

    1978年,史蒂夫·帕克斯顿和Lisa Nelson在普罗旺斯的圣博姆国际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e la Sainte-Baume)举办了一个夏季工作坊,向法国舞者介绍了这种基于平衡、力量和与“他者”存在关系的练习。工作坊结束时,一些参与者决定再次见面,共同进行艺术研究。苏珊娜·库托(Suzanne Cotto)、迪迪埃·西霍尔(Didier Silhol)、马克·汤普金斯(Mark Tompkins)、玛蒂娜·穆法特-若利(Martine Muffat-Joly)、伊迪丝·韦龙(Edith Veyron)、安妮·福尼耶(Anne Fournier)和皮埃尔·里乌(Pierre Riou)就这样开始以“接触工作室”(Atelier Contact)的名义一起工作。到 1979年,该团体在法国巴黎提供接触即兴课程、工作坊和表演,是在欧洲传播接触即兴的最早团体。追随史蒂夫·帕克斯顿和丽莎·尼尔森的脚步,他们于1982年在他们相遇的圣博姆国际中心组织了第一届国际接触即兴研讨会。

    在舞蹈层面之外,接触即兴的发展也与七十年代对行为,心理及社会意义的科学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丹尼尔·N·斯特恩(Daniel N. Stern),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吉布森(James J. Gibson),刘易斯·托玛斯(Lewis Thomas)等人的生态学,生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和理论都常被提及和讨论。本期杂志也介绍了丹尼尔关于幼儿与母亲的第一支“接触即兴”舞蹈研究,吉布森的感知理论和生态心理学,厄文·高夫曼的《日常生活中个自我呈现》,刘易斯·托玛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等内容。史蒂夫帕克斯顿对儿童心理学家丹尼尔·N·斯特恩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并在1973年顿邀请他在纽约苏荷区向一群艺术家展示他关于婴儿与主要照顾者之间情感协调的研究成果。

    杂志的最后,我选译了两篇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文章,《现代主义绘画》和《走向更新的拉奥孔》,他主要探讨现代主义绘画和雕塑,但我们很快发现在舞蹈中也适用,我发现它帮助我从更大的艺术史的角度审视了这一段历史。

    尹浩龙
    2025年7月于柏林

  • John Cage (1966)

    This rare documentary, simply called “John Cage”, was made in 1966 for the German TV station NDR and is one of the earliest films devoted entirely to the work of Cage and his collaborators. It was mad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age and Cunningham European tour in that year, and instead of fully explaining the music and philosophy of the composer, we get a fascinating glimpse at the work process of the dance troupe and of Cage himself. Most of the film is concerned with showing us how they set up a performance for the Nuits de la Fondation Maeght, and there is a lot of interview and everyday material with Cage, Merce Cunningham, David Tudor, Gordon Mumma and Carolyn Brown, to name just the best known artists here. It’s also nice to see a rather youthful looking Cage (though he was 54 at the time!), still wearing the famous tie that had been cut off by Nam June Paik a few years earlier. There’s also some archival footage from Tudor’s and Cage’s very first German performance in Darmstadt in 1954.

    这部罕见的纪录片名为《约翰·凯奇》,于1966年为德国NDR电视台制作,是最早专门讲述凯奇及其合作者作品的影片之一。影片拍摄于凯奇和坎宁安当年欧洲巡演之际,全面阐释了作曲家的音乐和创作理念,让我们一窥舞蹈团和凯奇本人的创作过程。影片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如何为梅格基金会之夜(Nuits de la Fondation Maeght)的演出做准备,此外,影片中还包含大量对凯奇、默斯·坎宁安、大卫·都铎、戈登·穆玛和卡罗琳·布朗等人的采访和日常生活片段,这些只是影片中最著名的艺术家。此外,影片中凯奇看起来相当年轻(尽管当时他已经54岁了!),仍然戴着几年前被白南准剪掉的那条著名领带,也令人欣喜。其中还包括 1954 年都铎和凯奇在达姆施塔特首次德国演出的一些档案片段。